赵海均：百年前安特生开启中国田野考古序幕！

 中经联播2021年4月19日讯（屈伟林通讯员 李孝 王娜 屈大鹏）2021年4月18日，中国田野考古100周年。

20世纪初"田野考古学"正式提出。当时的田野考古学主要是勘察地面上的遗迹和遗物，依靠地图进行调查，有时则要根据调查结果，测绘地图，作为记录的附件。之后不久，世界各地的田野考古开始转入以发掘为中心，并扩大调查的对象和范围，方法逐渐完善，技术快速进步。各种自然科学的手段相继被采用，许多机械设备被用作调查发掘的工具。

一百年来，中国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谜团在田野考古中不断揭秘和丰富起来，中华人类的演进历史和文明发展的历史在田野考古学的努力下也逐步清晰起来！

说到田野考古，瑞典人安特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7.3~1960.10.29）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1874年安特生出生于瑞典的Kinsta。1901年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取得地质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并从此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他先后两次参加了南极考察活动，从中结识了后来对其考古生涯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同时在这两次南极考察中安特生所表现出来的专业素养和组织能力，更使其成为名噪一时的地质学家。

安特生曾任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1914年受聘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中国的铁矿和铁矿工业》和《华北马兰台地》两部调查报告正是在此期间完成的。直到1916年由于袁世凯的倒台，地质考察的研究因经费短缺而发生停滞，安特生也正因此转而把精力放在了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上，然而正是由此导致了他日后工作性质上的根本转变，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

在中国田野考古学史上，安特生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 1918年，在他获准采集化石之初，安特生就为采集化石来到河南的瑞典传教点。当时观音堂附近新安县的传教士马丽亚·佩特松曾帮助安特生寻找河南西部的遗址，其中就包括渑池县北部的某些地点，安特生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化石。这些地点距离不久之后即有重大考古发现的仰韶村很近。
1920年 深秋，安特生把助手刘长山派往河南洛阳以西地区考察。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带回数百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类型的石器。这些石器均购自一个地点——仰韶村。安特生早就注意到日本学者在中国东北等地发现了石斧，他本人也已经发表过一篇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石斧”的短文，因此，他对刘长山带回的这些石斧十分重视，他觉得这里面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
1921年 4月，安特生再次前往河南，试图证实刘长山的发现并确认发现地点。4月18日，安特生从渑池县城徒步来到仰韶村。在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的剖面。然后，安特生一行发现了更多夹杂着灰烬和遗物的地层，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回到北京之后，他从地质调查所的图书馆里借来俄属土耳其斯坦安诺(亚诺)及同类遗址的发掘报告，引发了两相比较的兴趣。
1921年夏，安特生被派往山海关附近考察准备筹建的港口葫芦岛，并估测该地区的煤炭储量。6月，这项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又发起了对奉天沙锅屯一带的考古调查。最后他们发现了沙锅屯洞穴遗址，出土了大量可与仰韶遗址的出土物相媲美的陶器。
1921年 9月4日，安特生给他的热心支持者、当时的王太子古斯塔夫·阿道夫写了一封非常有意味的私人信件，力劝他访问中国，并参加中国的考古发掘，以支持从事田野工作的中国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向轻视田野工作的旧传统挑战。王太子在5年之后的1926年终于来到中国，正如安特生所希望的那样，访问取得了积极且丰硕的成果。

1921年 秋，安特生计划发掘潜力看起来最大的仰韶遗址。他给农商部部长写信，报告仰韶的发现(并且建议，鉴于中国没有保护史前遗址和文物的法律，请允许他购买土地以便保护和发掘该遗址，但这并没能成为现实)，他不断催促部长通过继续任命其为矿政顾问的安排。安特生的申请获得批准，同时，在仰韶村的发掘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所、河南省政府和渑池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从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发掘仰韶遗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而且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